冯惠玲，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，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。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习，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我国首届档案学硕士和档案学博士。中国人民大学原常务副校长，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组召集人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，国家电子文件管理专家委员会主任，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主任，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，《档案学通讯》杂志社社长，《数字人文研究》主编。在档案学基础理论、电子文件管理、数字记忆等领域有多项开创性的研究。编写或参编专著与教材30余部，撰写论文160余篇，各类文章50余篇，主持各类重大项目数十项。
当我的学生们不认识我的老师，而我的老师们悄悄地永远离去时，和老师们相处的桩桩件件爬上心头，平淡的过往变得滋味醇厚！古语云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我想说，后辈欲谢而师不在，但是写下来，老师就听见了！
吴宝康老师，奠基者、不凡经历、领导之位都让学生辈惟有敬重，确认“他的地盘他做主”。机缘让我和丁志民成了他的第一期研究生，和气认真的丁永奎老师是我们的副导师。吴老对学生非常和善用心，他70大寿时我们8个学生送的条幅上所写“弟子常坐春风中”是大家共同的感受。吴老自1952年授命从中央办公厅转战人民大学搞教育，档案学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，有谁小看了档案学他会和你死磕。在高等教育瞄准宽口径之路，确定所有学科管理和评价都按一级学科进行时，单独一个档案学（二级学科）的教学单位就难以为继了。经再三斟酌，2003年我们设想按一级学科口径将学院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，增设相关专业，档案专业作为传统优势重点发展。我和赵国俊心有惴惴来告祖师爷，毕竟档案学院是他二十多年的奋斗心血！没想到吴老竟没二话全力支持，说这是在一体化中发展档案，是趋势，让我们大胆创新把路走宽。如今学院以一级学科跻身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教育部也于2022年9月14日正式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，不禁心呼有幸，假如吴老当年不让动他的“蛋糕”，现今格局就不得而知了。就档案专业而言，当时的改变无疑是救了一命！
陈兆祦老师，温文尔雅，宽厚包容。和陈老师接触较多的是给《档案学通讯》审稿，他是总编辑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学术争论，刊物发了实物档案的文章，就有人来稿称“贵刊宣扬实物档案大崛起”，发文探讨管理体制问题，就有人质疑刊物导向，作为一个刚毕业的菜鸟，看着陈老师处理各色文章很是受益。没想到争论到了我头上，我和何嘉荪老师共同讨论全宗问题，提出来源原则的本质是共同活动，有来稿严词批评，斥为“一厢情愿的乌托邦”。因我是栏目编辑，陈老师提出几条意见和我商量，一是照发，二是他出面请作者缓和表达，三是不发，我选一，但又唠叨这位作者的武断指责，陈老师温和地和我说了很多学术争鸣的好处和期刊包容的责任，我听懂了他的用意，也从中悟出不少治学的道理。
韦庆远老师，学者范儿，有风度，讲课精彩，那操着浓重广东腔踱着方步讲解古代官制的神态至今记忆犹新。研究生时，韦老师带我和丁志民到四川参加学术会议并做些会务，我俩第一次来成都，想去看看名胜，探口风韦老师不同意，让我们好好听会学习，私下合计俩人活儿一人干，腾出一人溜出去看都江堰武侯祠，韦老师只当没发现。接下来跟他去位于雅安的四川省档案馆看巴县档案，一车车案卷让他如获至宝，一天天泡在阅览室津津乐道他的新发现，而我们心不在焉，向往着巴蜀山水，借口考察乐山市档案馆便直奔乐山峨眉，看大佛登金顶，以急行军速度赶到下一站成都时腿脚酸痛得不好使唤了，韦老师不问也不戳破，只风轻云淡地说：“你们呀，读书也有这个精神就好了”！当时我俩暗笑不语，但这句话我至今不忘。
和宝荣老师，从来皮鞋锃亮，写字一笔不草，头发一丝不乱，他最早把哲学价值论和形式逻辑定义方法引进档案研究，当时觉得挺新鲜。1994年春，我在东京大学访学，和老师和曹喜琛老师来信建议我回国考博士，我随性回复说“无意苦争春”，马上又接到和老师用大号稿纸写来的“劝学篇”，分为概述、意义、必要性、可行性等五章，说“你总要把老师们创建的事业接过去，攻读博士学位是你不可跨越的历史任务”。两位老师连续8封航空信苦口婆心劝读，让我实在不敢再说不，和老师到研究生院代我报名填表交费，成了在那儿跑手续的最年长者。那一年他65岁，和我今年岁数一样，每念及此总是心存感动。
老师们点点滴滴的善意、呵护、宽容、期许和良苦用心一直滋养温润着我的教师生涯，天国的老师没有走远……